在最后时刻，我放弃飞机，改为乘坐高铁从北京去杭州。这是今年7月北京连绵不断的阴雨天里，虽然保守却也最保险的出行方式。我的最终目的地萧山与杭州主城区只隔了一道钱塘江水。萧山2001年才正式成为杭州的一个“区”，以前它曾经是萧山县和县级萧山市。
现在萧山在浙江省内的县市区中，如果说有什么新的东西让萧山一直获得关注和尊重，那就是它持续不断展现出的经济活力了。整体经济活力是由这里的每一家充满活力的企业汇聚而成的，最新的例子是，一个萧山区就有两家企业进入了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并且它们都是首次上榜就排名在350位以前。
我来萧山，就是为了与它们中的一家企业——浙江恒逸集团的董事长邱建林会面。
在会面之前，我先去了一趟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衙前镇。从萧山城区出发向东走大约30里，由国道下来右转，迎面是农运路。这是为了纪念1921年9月发生在衙前的一次农民运动。恒逸集团的两处厂区分别在镇子中的衙前路和成虎路上。快要到下班时间，太阳向西沉坠。六号门半开着，一辆货运卡车正要往外开，门卫室后面的厂房墙壁上，有八个灰蓝色的大字：永不止步，缔造辉煌。
第二天早上，在恒逸集团总部周正宽大的办公室里，邱建林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日常坐的椅子上。身前的桌面上，有几叠文件，和一副镜腿打开的眼镜，在这些文件旁边，是一本关于鲁冠球的书。鲁冠球创建的万向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之一，这让他成为这一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变革的标志性人物。对许多企业家来说，鲁冠球不只是一个人名，更是现实榜样与精神领导者。
这些企业家中一定也有邱建林。
邱建林个子中等，体格健壮，放松的状态让他的身体靠在椅子上，但眼神和表情却“正襟危坐”。我告诉他我在衙前的见闻，他有些小小的吃惊，同时也有明显的高兴神情，“那是我们的发源地。”他说。邱建林说自己是个土生土长的衙前人，而现在衙前的人口构成已经与以往完全不同，他以恒逸在衙前的工厂为例，告诉我那里的工人中已经有9成是由外来人口构成的“新衙前人”。
按照官方说法，恒逸集团的起点是1974年成立的萧山县衙前公社针织厂。这是一家从厂名到生产再到销售都带着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征的社办企业，创办目的是为了解决14名下乡知识青年的劳动就业问题。
“我们衙前的知青主要是杭州市棉纺局系统的子女，所以搞了一个袜厂。所谓的袜厂也不是做整双袜子，而是给棉纺局下属的杭州袜厂的半成品袜子缝合袜口。”邱建林说。
尽管邱建林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但在1991年之前，这家工厂与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邱建林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感情深厚，深厚到30多年后说起这段经历，仍旧兴奋不已。
改变中国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显现，1981年改革开放在全国铺开，社队企业成为微小却有开创意义的改革实践，邱建林在这种机缘中进入村办珍珠养殖场工作。与所有的励志故事没有两样，他珍惜这份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其中，于是很快崭露头角，成为珍珠养殖场的核心人物。1983年，他从外地引入三角帆蚌，使产珠量稳步上升，1985年村里创办珍珠饰品工艺厂，邱建林受聘担任厂长。这些珍珠加工成饰品，不仅销售到外省，还远及香港和澳门。这让外贸局奖励给邱建林一辆摩托车，因为他是创汇大户。
“那个时候对国家创汇贡献可大了，一块人民币换一块美金，你说效益多好。”邱建林的语气中充满了骄傲。
这段值得回忆的工作进行到第九年时，邱建林发现一个问题，“珍珠虽然好赚钱，但它不是生活必需品，市场规模受到的局限很大。”他说。
邱建林的个性不太安分守己，觉得养珍珠可能不适合自己干一辈子，因为“这个行业是做不大的”，他想要有一点刺激。现实中，这个刺激直接来自鲁冠球，邱建林记录了一次对杭州万向的集体参访活动，他第一次见到鲁冠球，后者让他下定决心去探索能够“做大的事业”。
改革开放为原本只能当农民的邱建林开了一扇窗，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就可以被视为是一道洞开的门。衙前镇紧挨着绍兴钱清镇，这一带历史上典型的产业就是酒缸、酱缸和染缸。1988年，萧山撤县设市，同年10月，绍兴柯桥轻纺市场开业。这两个历史事件汇合在一起，后果是当地纺织行业的勃兴。
邱建林拿出2万块钱，从绍兴湖塘镇的一家乡镇企业，买了4台人家淘汰下来的旧织布机，跟自己的三哥一起在家里开始了“纺织事业”。
9月机器开始生产，农历年就赚回了4台机器的钱，转过年来，邱建林离开珍珠厂，他要“回家干”自己觉得刺激的事了。
三个年轻人合伙弄了十几台布机，把村里的“大会堂”租下来当作厂房。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了，原本用于开批斗会的场所，也加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洪流。
邱建林的大会堂纺织厂运作了一年，收入不错，镇党委书记来找他，去丝绸厂担任副厂长。1989年12月初，邱建林去这家“亏得太厉害”的丝绸厂报到。这是一段短暂的任职经历，尽管中间有几个月邱建林卧病在床，但在一年时间里，还是让这家亏损企业当年就打了翻身仗，并且“有可能是镇里最好的企业”。
镇党委书记又一次出场了，因为“丝绸厂倒是好了，但是原来好的现在变成不好了”，他问邱建林“愿不愿意去”。书记充分地表现了民主，保障了邱建林的选择权，不过这权利并非是能够选择“去和不去”，而是只可以选择去哪一家亏损企业，再次扮演救火队长。
“他给我两家企业让我选，必须要去一家。”邱建林在水泥厂和色织厂之间选择了后者。“我当时想水泥市场半径小，物流成本高，也不能离原料太远，当时我们的运输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他说。
萧山色织厂，其实就是衙前公社针织厂在1983年改名而来。1991年，萧山色织厂已经能够生产一些服装面料，也有了200来名工人，但这并不妨碍它“整个上半年亏得一塌糊涂”：衙前镇工业办公室提供的资产清查报告中说，色织厂当时年销售收入不到1000万元，总资产260万元，负债超过200万元，应收款坏账和库存贬值合计超过60万元。
邱建林回忆当时的困窘程度，“连我的办公室都没有一张可以躺的沙发，单人沙发有一张，也没有值班室的床，我是睡在坯布仓库里的。”邱建林一天只能够睡三四个小时，“但那个时候有的是劲，两三天不睡觉也不觉得累。”
8月18日上任时，“工人工资都欠的”，到12月底就“把所有的亏损都填满，还盈利了”，邱建林做的除了加强管理、整顿生产之外，还有“广泛搜集市场信息，一旦看准了畅销产品，便立马组织生产”。
每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都会有这么一段奋斗故事；每一家成功的企业，也都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时刻。这几乎成为官方叙事中的一种标准表达。
这种表达过于简单，并且事后以上帝视角进行的追忆，往往掩盖真实鲜活的历史现场。邱建林愿意告诉我更多的真相：“我找到朋友，说我刚去色织厂，两眼一抹黑，你给我一个品种做做。”
朋友给他的品种是华达呢中间嵌几条浅灰色的中华呢，30年过去，邱建林还对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他还告诉我这种可以用来做西服和套装的料子，“经线要稍微加个200捻左右，差不多每10厘米有200个捻回”。他记得更清楚的是，这只布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一炮打响，人家交了钱排队”。
邱建林感叹那么一个简单的品种，却有至少20%以上的利润，“今天把它拿来，两天以后变钱了。”
民间的经济建设实践体现在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这与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相互映照。短暂偏航之后，中国重新校准方向，回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线上，东方风来满眼春中，邱建林决定进入印染与化纤行业。
萧山色织厂也将更新企业名称和品牌为“恒逸”。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这两个字都代表着正面意义：所谓“恒”者，意为“持之以恒”；“逸”者，盖因本人生肖属兔，乃取其字型，意为“超过一般”。“恒逸”，寓意为“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这是来自恒逸的官方解读。
接下来就是新公司的密集开张：
1993年2月，杭州恒逸印染公司开张营业。
1993年5月，杭州恒逸化纤公司第一台加弹机投入生产。1993年6月，杭州恒逸实业总公司组建设立。恒逸关联企业销售收入在这一年突破亿元。
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施行。10月18日，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这时距离衙前公社针织厂成立正好20年。
1996年10月，萧山市出台关于企业转制的工作意见，衙前镇成立企业转制工作领导小组，恒逸被列为首批转制企业。邱建林春风得意，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迎来巨大挑战。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中国纺织业的出口带来巨大冲击，萧山纺织企业也多数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对纺织业的未来，社会普遍充满忧虑。邱建林从1995年起已经开始在浙江工业大学参加由浙江省委组织部和省经贸委组织的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训，他在这个培训班上第一次接触到企业战略管理的议题，并将其运用到恒逸的生产运营中，还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时面对危机，邱建林召集董事会全体成员召开了一次关乎未来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调整已经实施的五年计划，开启“后向发展”模式。与此配套的，邱建林提出关掉印染厂，这让他遭遇了一边倒的反对意见，“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即便2021年邱建林评价当时已经运营了五年的印染厂时用的词汇也是“好端端的”，但他仍然毫不留情地嘲讽了其他人的反对理由：他们的逻辑是关掉印染厂，别人会以为我们混不下去了，这很没面子。
邱建林当时反击说，最大的丢脸是银行的贷款还不起，员工工资发不出，“你只要守信用，只要工人年年加工资，有什么丢脸的”。
这不是邱建林评价为“很好”的管理团队中发生过的唯一争议。2000年，“有人强烈建议进入房地产领域，我说你们要干你们自己去干，我不干。”邱建林觉得恒逸进入房地产行业即便赚到钱那也是投机的钱，而“不是战略的钱”，牢牢坚持主业，把主业做到头部位置，“才是我该干的事情，这叫战略，那叫投机。”他说。
把主业做到头部位置，邱建林的方法论是沿着“服装→纺织面料→涤纶长丝/短纤→PET（聚酯）→PTA（精对苯二甲酸）/MEG（乙二醇）→PX（对二甲苯）→MX（混二甲苯）→石脑油→原油”的路径向上游延伸，让恒逸拥有一条完整的化纤产业链。这就是1998年那次董事会议上，邱建林提出的“后向发展”战略的实践。
恒逸官网上的一篇文章，梳理了这一实践的几个重要项目：
1999年9月，恒逸与兴惠化纤合作建设国内民营企业第一条聚酯熔体直纺生产线，这条 2001年5月投产的生产线，创造了国内同类工程建设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2002年10月，恒逸与荣盛集团携手在宁波经济开发区建设全国第一个纯民营PTA项目，于2005年3月成功投产，创造了世界PTA项目建设和开车史上工期最短的纪录。为了提升PTA定价权，相继在大连和洋浦建设PTA项目，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应用单套实际年产能达到200万吨的PTA工艺、工程技术企业。
2011年12月，恒逸与中石化达成合作协议，成立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在杭州临江建设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年产20万吨己内酰胺（CPL）项目，于2012年8月顺利实现全流程贯通。
2014年2月，恒逸与文莱达迈签署合资协议，在文莱大摩拉岛（PMB）分两期建设石油化工项目，其中一期项目年加工原油800万吨。
邱建林不排斥与同行合作，尽管在石化行业，彼此都是竞争对手。即便是被他视为“更大对手”的大型央企，在必要时候，同样能够与之共建“混合所有制企业成功合作的典范”。
与中石化的合作从2008年年初开始谈判，2011年年底达成协议。恒逸做了必要的“牺牲”，为了保证效率，采用边谈边建的方式，前期的20亿元投资由恒逸独自垫付，并且不计利息。中石化的6亿元资本金是2011年12月协议达成后才缴付的。“2012年5月投产，6月就分钱了。”邱建林说，“我是为了赶时间。牺牲一点点利息，快个半年一年，这些都值得，因为要做下一步。”
邱建林非常清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机应该放弃一些小的利益，也知道他的终极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而这个过程有时也并不艰难，反而可能会很愉快，只要可以凭高质量获得对方的信任，比如恒逸与文莱达迈公司的合作。
“董事会七个成员，我们五个他们两个，一个是他们财政部长自己担任，还有一个是他们财政部下面的主权基金，相当于我们做CEO，他们两个是我们的董事，只参与董事会层面的决策。”邱建林说。
对恒逸和邱建林的信任还表现在为了这个大项目，文莱苏丹指示专门成立一个国家指导委员会，并委任多名部长级高官出任委员。“国家指导委员会跟我讲，邱先生你决定的项目，只要在我们国家投，我们都跟30%，我们相信你。”邱建林说。
邱建林面目和善，很容易赢得信任。不过他自己却不太认同我这个“肤浅”的判断，他毫不吝惜地表现出自信，并坚持认为自己拥有这一自信，是因为实践证明他是对的。
他决定用一个例子，来向我呈现这一事实：
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继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推出了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国内化纤行业2009年和2010年获得超量投资，2013年到2015年，暴露出来很多带病的项目。“对民营企业来讲，项目带病就是企业带病，也就是灭顶之灾。”邱建林说。
他决定出手收购这些不良资产，这在公司内部遭遇了强烈反对。参与决策的一名恒逸高管说这种项目没有意义，“我说你是会计思维，只看过去的事情，是做总结的。而金融思维，是看明天、看后天。”邱建林说，会计是统计价格的，金融是看价值、评估价值的。
邱建林力排众议，要求公司战略投资部操刀在2017年起的三年内用各种工具收购了8家企业，一共400万吨产能。这大致是恒逸当时产能的两倍。“如果我不采用这个策略，恒逸就没有今天行业的市占率。”当然，更重要的不是市占率和产能规模，今天已经很难再获批一个类似项目，碳减排碳达峰的3060政策就足以让企业撞南墙，“政府可能有土地指标，但是没有能源指标，没有排放指标。”邱建林说。
尽管现在来看，这一收购是成功的，但当时显然是一项具有风险的行动，邱建林说要做老板，不可能零风险的，但他也澄清恒逸不是风险偏好的企业，他本人也不是风险偏好的企业家，“我宁愿比别人发展的慢一点，底线一定要守住的。”
我问这个底线是什么，他一秒钟都没有迟延地回答我是流动性安全。邱建林认为资本密集型行业、重资产行业，一年亏20亿30亿根本无所谓，只要有足够的流动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很多企业破产都是快天亮了，甚至已经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断气了，市场好起来了以后跟他没关系了，是不是？”他问。
这让邱建林看上去有些“保守”，与当年一心想有点刺激的他判若两人。
恒逸集团的2020年营收约为385.62亿美元，是萧山色织厂无法企及的成绩。邱建林说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衙前人，衙前还在那里，而邱建林和恒逸已经走出了。
（来源：财富中文网 岳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