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开学季。在阵阵悦耳的电子铃声中,学生们以崭新的面貌迈入了新学期。而这铃声把我带回到自己上小学的那段悠悠岁月,想起了那些年我们一起敲的老钟……
我就读的小学始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生产队在村里一个叫下洋的地方集资建造起来的,为一栋两层楼高的土砖瓦房。小学建好后,村里迎来了一波生育的高峰,特别是与我同伴年纪的特别多,可用“空前绝后”一词来形容。记得1983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上有45名同学,占当时全村千余人口的比例超过4%。此后,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全面实行,村里人口出生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村人口总数仅为1100人,30多年来可谓几无增加。
村子地处浙东山区,极为偏僻闭塞。那时候,学校没有铃声,一切活动都依靠敲钟提醒。而这所谓的钟并不是一口具有传统形象的钟,只不过是一块废弃的铁块,如同生锈的沙盘一样,悬挂在二楼正中间的屋檐下。所谓敲钟,就是用小铁锤有节奏地敲打这块废铁,发出的声音响亮又悠长,隔了很远也能听得到。小学前面有一个平坦的操场,这里成为小伙伴白天玩耍的乐园。因为当时村里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大人们又整天上山下地,忙于劳作,无暇顾及不够上学年龄的孩子们。这块操场平时供学校上体育课用,农忙时则分给农户作为晒场,晚上还偶尔放映露天电影。上小学前,我和同伴们就时常聚集于此,在钟声中一起玩着造房、碾米和打陀螺之类富有童趣的游戏。
上小学后,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想富,多养兔”,在这句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号宣传之下,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兔子。家境贫寒的我,最盼望的是放学钟声的敲响。一回到家,我就放下书包,挎起篮筐,拿上镰刀,直奔村子附近的山岗采割兔草。我家养了十几只兔子,或许因为自己生肖属兔的缘故吧,我割兔草专挑牛奶浆、猪血菜等兔子最喜欢吃的草料,而且整理得清清爽爽,每次送回家都会得到母亲的口头表扬。最高兴的是等到兔毛长了,母亲剪了送到供销社卖了后,特意花上几毛钱买几颗糖犒劳我。
钟声中,我们一年一年地长大。在我们小学生的眼里,敲钟是一种殊荣,因为能敲钟,说明我们已经长大了,重任在肩了。那时的小学实行的还是五年制,我们直到上了小学四年级后,才有机会和五年级的同学一起担当敲钟的大任。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班级的讲台上放了一口闹钟,轮到值日的同学无论在听老师讲课还是下课玩耍的时候,都会很注意上下课的时间,按规定时间履行按时敲钟这一神圣而光荣的职责。毕竟全校师生都要听从钟声的命令,是不能随意提前或延后敲钟的。
轮到敲钟时,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地敲,就生怕钟声不够响亮,敲得钟声震得自己的耳朵嗡嗡作响。班上有几位个头比较矮小的同学,敲钟时的那份认真,至今还令我印象深刻———左手扶着栏杆,脚后跟费力向上踮起,头拼命往后仰着,全神贯注,屏住呼吸,右手拿着小铁锤,奋力地朝那块悬挂在屋檐下的铁块一下下敲去。然而如何敲钟,却是有讲究的,不能乱敲一通。“铛———铛———铛———铛———”,这是预备的钟声,每次只敲一下;“铛铛———铛铛———铛铛———铛铛———”,这是上课的钟声,每次敲二下;“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这是下课的钟声,每次敲三下;“铛铛铛铛铛铛———”,这是放学的钟声,需要连续快速地敲。
上完四年级,根据乡政府村校合并计划,我们到邻村的乡中心小学去上五年级。没过几年,村里所有年级的学生都统一到乡中心小学就读。于是,村里这所建立了不到20年的学校就这样闲置了,后曾作为村两委办公室用了若干年,再后来因为建设新农村资金之需,连同操场一起作为村集体资产被拍卖了。而今,漂亮的民宅早在小学原址拔地而起,曾经的老钟不见了踪影。每次回老家省亲路过于此,我却总不免有些落寞寂然,感慨万千,那块锈迹斑斑的铁块,那些年我们一起敲的老钟,依然还在耳畔缭绕,余音不绝,回荡在灵魂深处。
历史总是随着岁月雨打风吹去,而记忆却永远地留在了心灵深处。蓦然回首,我上小学至今近30年了,参加工作也有15个年头了。人生需要钟声常相伴,上学时的钟声或铃声如同一位导师,科学地指导我们安排作息时间;工作后无论是领导的谆谆告诫,还是同事的善意建言,都是值得在心中警钟长鸣,提醒自己永不懈怠,争取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