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开学季。在阵阵悦耳的电子铃声中，学生们以崭新的面貌迈入了新学期。而这铃声把我带回到自己上小学的那段悠悠岁月，想起了那些年我们一起敲的老钟……
　　我就读的小学始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生产队在村里一个叫下洋的地方集资建造起来的，为一栋两层楼高的土砖瓦房。小学建好后，村里迎来了一波生育的高峰，特别是与我同伴年纪的特别多，可用“空前绝后”一词来形容。记得1983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上有45名同学，占当时全村千余人口的比例超过4%。此后，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全面实行，村里人口出生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村人口总数仅为1100人，30多年来可谓几无增加。
　　村子地处浙东山区，极为偏僻闭塞。那时候，学校没有铃声，一切活动都依靠敲钟提醒。而这所谓的钟并不是一口具有传统形象的钟，只不过是一块废弃的铁块，如同生锈的沙盘一样，悬挂在二楼正中间的屋檐下。所谓敲钟，就是用小铁锤有节奏地敲打这块废铁，发出的声音响亮又悠长，隔了很远也能听得到。小学前面有一个平坦的操场，这里成为小伙伴白天玩耍的乐园。因为当时村里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大人们又整天上山下地，忙于劳作，无暇顾及不够上学年龄的孩子们。这块操场平时供学校上体育课用，农忙时则分给农户作为晒场，晚上还偶尔放映露天电影。上小学前，我和同伴们就时常聚集于此，在钟声中一起玩着造房、碾米和打陀螺之类富有童趣的游戏。
　　上小学后，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想富，多养兔”，在这句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号宣传之下，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兔子。家境贫寒的我，最盼望的是放学钟声的敲响。一回到家，我就放下书包，挎起篮筐，拿上镰刀，直奔村子附近的山岗采割兔草。我家养了十几只兔子，或许因为自己生肖属兔的缘故吧，我割兔草专挑牛奶浆、猪血菜等兔子最喜欢吃的草料，而且整理得清清爽爽，每次送回家都会得到母亲的口头表扬。最高兴的是等到兔毛长了，母亲剪了送到供销社卖了后，特意花上几毛钱买几颗糖犒劳我。
　　钟声中，我们一年一年地长大。在我们小学生的眼里，敲钟是一种殊荣，因为能敲钟，说明我们已经长大了，重任在肩了。那时的小学实行的还是五年制，我们直到上了小学四年级后，才有机会和五年级的同学一起担当敲钟的大任。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班级的讲台上放了一口闹钟，轮到值日的同学无论在听老师讲课还是下课玩耍的时候，都会很注意上下课的时间，按规定时间履行按时敲钟这一神圣而光荣的职责。毕竟全校师生都要听从钟声的命令，是不能随意提前或延后敲钟的。
　　轮到敲钟时，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地敲，就生怕钟声不够响亮，敲得钟声震得自己的耳朵嗡嗡作响。班上有几位个头比较矮小的同学，敲钟时的那份认真，至今还令我印象深刻———左手扶着栏杆，脚后跟费力向上踮起，头拼命往后仰着，全神贯注，屏住呼吸，右手拿着小铁锤，奋力地朝那块悬挂在屋檐下的铁块一下下敲去。然而如何敲钟，却是有讲究的，不能乱敲一通。“铛———铛———铛———铛———”，这是预备的钟声，每次只敲一下；“铛铛———铛铛———铛铛———铛铛———”，这是上课的钟声，每次敲二下；“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这是下课的钟声，每次敲三下；“铛铛铛铛铛铛———”，这是放学的钟声，需要连续快速地敲。
　　上完四年级，根据乡政府村校合并计划，我们到邻村的乡中心小学去上五年级。没过几年，村里所有年级的学生都统一到乡中心小学就读。于是，村里这所建立了不到20年的学校就这样闲置了，后曾作为村两委办公室用了若干年，再后来因为建设新农村资金之需，连同操场一起作为村集体资产被拍卖了。而今，漂亮的民宅早在小学原址拔地而起，曾经的老钟不见了踪影。每次回老家省亲路过于此，我却总不免有些落寞寂然，感慨万千，那块锈迹斑斑的铁块，那些年我们一起敲的老钟，依然还在耳畔缭绕，余音不绝，回荡在灵魂深处。
　　历史总是随着岁月雨打风吹去，而记忆却永远地留在了心灵深处。蓦然回首，我上小学至今近30年了，参加工作也有15个年头了。人生需要钟声常相伴，上学时的钟声或铃声如同一位导师，科学地指导我们安排作息时间；工作后无论是领导的谆谆告诫，还是同事的善意建言，都是值得在心中警钟长鸣，提醒自己永不懈怠，争取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