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美国能够号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看好中国经济。今年年初，他在《名利场》杂志上撰文称中国的经济根据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2014年底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将从2015年开始引导全球经济发展。犹如在平静的大海里扔下巨石，顿时让中国站在了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表现在全球持续引发关注。
　　单纯地比较不同经济体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国家的真正经济实力。无可否认，中国依然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依然面临不少问题，比如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严峻的环境问题有目共睹、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等等。但也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也不能否认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显然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利茨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批评美国政府抵制亚投行的做法，认为它的动机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阻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提升在全球的影响力。斯蒂格利茨认为，中美之间人均生产率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在赶超的过程中，中国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此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是中国新的人口红利，政府还承诺要大力支持创新。只要朝着知识性经济体和创新社会的方向转型，中国仍有很长的增长周期。
　　同时，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内需是教育、医疗等，这部分需求的缺口很大。由于私人医疗系统非常糟糕，公立医疗系统则供不应求；基础设施建设做了很多，高铁、公路等设施全球领先，但对于城镇化之后涌入城市的数亿新居民，他们需要便捷的交通和廉价的住房，这部分的需求缺口也非常大。但他并不赞成完全靠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他认为，内需有很多种，居民消费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斯蒂格利茨的建议是，中国不需要依靠刺激消费、拉动房地产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把钱用于改善环境、医疗和教育等领域，营造一个宜居的城市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比刺激经济，鼓励大家买车买房来的要多得多。
　　斯蒂格利茨还提到，全球金融市场并非真正是“看不见的手”在掌控，它的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欧洲干预的结果。不论在哪个国家，政府都是无所不在的。美国的货币政策问题也很多，不然也不会有金融危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步美国后尘，不少人都在讨论放松监管、利率彻底市场化等等，但千万不要忘记汲取美国的经验教训。
　　在美国一般人要向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支付共计30%的个人所得税。在纽约，税更高，几乎相当于55%的个人收入。高收入者享受了更多的社会福利，理应支付更高的税收，美国人比较自觉的认同。
　　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社会非常平等，但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政府在采取积极举措来平衡社会差距，但最高收入者和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鸿沟依然很大。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相当数量的最高收入者是依靠腐败和垄断获得巨额财富，政府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和“反垄断运动”都是必要的。此外，劳动阶层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跟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贡献率相比，这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导致不平等的原因不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是“21世纪的政治”。政府应该考虑适当增税，尤其是对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进行增税。